国外学者论延安精神自1980年中美建交以来，两国间公私交际往来，已日趋频繁。但美国官方和中国人民政权的接触，却可追溯到40年前。那是1944年7月22日，一架美军C—47型运输机在三架美军战斗护航下，将以戴维·巴雷特上校为首的美军观察组送到了延安。巴雷特是美国军界中经验.丰富的中国通。观察组成员中有在中国出生的外交官约翰·S·谢伟思，深通中国国情，是美国外交界的翅膀。此外还有专司对日情报的雷·克雷姆利少校等人。同机运到的好几箱医药用品，是几年前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给延安国际和平医院的。由于国民党的封锁，这批药品一直拖到这时才运到延安。

延安和陕、甘、宁边区长期遭到国民党封锁，与外界联系完全断绝。随着美军观察组到达，通往禁区的门户一下子打开了。美国人要上延安，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对日战争中起了巨大作用。蒋介石允许他们上延安则是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。当时重庆方面突然转变，开放禁区，使得不明就里的人几乎不敢置信，在延安招待所欢迎美国人的接待人员中，有个姓仇的少将，是蒋介石派驻延安的军事代表。他满面笑容，对新出现的重庆、华盛顿和“共匪”团结一致的奇迹，表现出欢欣甚于困惑的样子。其实他内心里是大惑不解的。

蒋介石为防止美国人和八路军发生密切关系，对观察组的使命作了严格限制。他们的任务只是和八路军共同侦察敌情，搜集日本侵略军的情报，为美国空军提供陆空配合，还从名义上加以约束，称之为“观察组”。巴雷特在抵达延安的当晚，就告诉美国记者阔瑟·斯坦说：“我要把话事先讲清楚。我们不是你们所希望的那种一般意义的军事代表团。我们只不过是观察员，负有单纯技术使命的观察员。”

观察组抵达后，双方毫不延迟，立即忙碌起来。八路军将自己的设备供观察组使用。斯坦说：“八路军和美军进行的真心实意的合作，提供讲求实效的支援，几乎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”巴雷特承队，八路军工作进展的步伐他们有时竟难于跟得上。他要求美国军官、士兵，哪怕头天晚上忙到深夜或翌日凌晨，第二天也要六点半起床。

延安活跃的民主气氛和八路军工作人员热情爽朗，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，使得美方官兵都着了迷。他们也效法八路军，过着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的生活。上下级同桌用筷子吃和中国人一样的简单饭菜，美国人只多一份咖啡和牛奶油。“他们一周接一周紧张地工作着，挖掘他们称之为意料不到的敌情金矿。”据当时目击的美国记者阔瑟·斯坦说：“我从不曾看到过大群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一起时，这样不拘形迹，这样心情欢畅，能这样完全置不同背景、不同政治信念和种族差异于不顾，彼此合作得这样卓有成效，这样真诚地相互正确评价。”

延安人使得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有三点。一是延安人对金钱不感兴趣，美国飞机经常往返印度、重庆和延安，延安没有一个人托过飞机乘务员捎带外面花花世界的任何东西。二是延安人待人接物，不尚虚文，和一般中国人爱讲面子的传统不一样。三是延安没有人开口要美援。有个美国人在延安盘桓了一周以后，对此不胜惊诧。他问斯坦：“这儿的人有点什么不对头吧?他们竟还没有问过我，美国人到底什么时候送坦克、飞机和重炮给我们;也没有问美国人到底什么时候才把日本佬揍得更狠一点。在那一边(指重庆)，人人可都是这样问的呀。”

一年以后，对日本作战获得.后胜利。美军观察组的使命结束，撤离延安。

40年前，中国人民政权和美国官方的这段交往已成历史陈迹。对比今昔，发思古幽情之余，继承并发扬当年使美国人为之倾倒的讲实效，不尚虚文、不爱金钱的延安精神，今天对我们谅必并非不急之吧。(黎泽济编译，原载《外国史知识》1986年5月)。

延安时代不仅对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，而且它还给胜利者留下了一种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，这就是被奉为神圣的“延安精神”和 “延安作风”。既然那些领导革命获得胜利的...就是那些在胜利后建立的新社会的...，因而毫不奇怪，他们在1949年以后所实行的政策和对新问题所作的反应，都深深地受到了他们在早期战争年代所获得的经验的影响。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把“延安精神”称颂为壮丽的革命年代的象征。但是，对许多人来说(这对成为统治者的革命者来说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)，这一革命的时代是可以心安理得地埋葬在历史中，在适当的情况下，可以纪念这个时代，但它已经不能真正适应当代的需要了。而对其他人来说，特别是对毛泽东和受他的影响.深的人们来说，延安经验不能简单地成为一种纪念的对象，它是一种能为未来提供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传统。